[ 秦德良 ]——(2005-9-22) / 已閱25308次
論貝卡里亞的刑事證據(jù)法思想
秦德良
摘要：貝卡里亞提出了豐富的、至今仍有極大現(xiàn)實意義的刑事證據(jù)法思想，這些思想主要體現(xiàn)在無罪推定、證人證言、被告人供述、證據(jù)法定、證據(jù)公開、查證有時間限制、證明標準、證據(jù)證明力的判斷等方面。
關(guān)鍵詞：貝卡里亞 刑事證據(jù)法思想
貝卡里亞是近代刑事法學的創(chuàng)始人，在《論犯罪與刑罰》一書中，他不僅提出了罪刑法定、罪刑相稱、無罪推定、刑罰溫和、及時、公開、必需的原則，而且提出了豐富的、至今仍有極大現(xiàn)實意義的刑事證據(jù)法思想，本文試圖對此進行探討。
一、無罪推定
貝卡里亞在討論刑訊問題時指出“在法官判決之前，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。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(jīng)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，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�！盵1][P31]這就是刑事法學發(fā)展史上著名的無罪推定思想。這一思想繼承了啟蒙運動提出的理性主義、人道主義和限制國家權(quán)力，保障公民基本權(quán)利的思想。雖然貝卡里亞從社會契約論的進路論證無罪推定具有先天的局限性，但無罪推定本身從提出開始就從理念上開創(chuàng)了保障刑事被告人權(quán)益的先河，成為近代刑事訴訟文明化、人道化的重要標志。在貝卡里亞之后，刑事訴訟的價值與目的逐漸向保護法益（懲罰犯罪）與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權(quán)并重方向發(fā)展。由于無罪推定在價值層面上對刑事被告人人權(quán)的保障，慢慢地在技術(shù)層面上或者說在證明責任方面，演變出了刑事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、不自證其罪的原則。因此，貝卡里亞的無罪推定思想為刑事證據(jù)法的文明化、人道化奠定了基礎(chǔ)。
二、證據(jù)種類：人證與物證
在《論犯罪與刑罰》中，貝卡里亞提到的證據(jù)種類主要有人證、物證。人證是他論述的主要內(nèi)容，人證主要包括證人證言、被告人供述。
（一）證人證言
第一，證人的資格：一切有理智的人，也就是說，自己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連貫性，其感覺同其他人相一致的人，都可以作為證人。
第二，證人證言的可信程度的判斷：“衡量證人可信程度的真正尺度，僅僅在于說真話或不說真話同他的利害關(guān)系”。[1][P22]
首先，“證人的可信程度應該隨著他與罪犯間存在的仇恨、友誼和其他密切關(guān)系而降低。”
其次，“犯罪越是殘酷，或者情節(jié)越是難以置信，證人的可信程度就越是明顯地降低。”
再次，“當證人是某一私人團體的成員，而這一團體的習慣和準則并不為公共社會所理解，或者與社會相忤逆時，這個證人的可信程度可能成倍降低。這種人不僅包含本人的欲望，也包含別人的欲望�！�
最后，“當有些證人把別人講的話指為犯罪時，證人的可信程度幾乎等于零。因為人們用同樣的話語可以表達不同的思想······因此，就一個人的言語進行誣陷，比就其行為進行誣陷要容易得多�！� [1][P23-24]
第三，為了有助于對證人證言的審查判斷，貝卡里亞認為，“一個以上的證人是必需的，因為，如果一個人肯定，另一個人否定，就什么也確定不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誰都有權(quán)被認為是無辜的。”[1][P23]
（二）被告人供述
被告人供述即口供，是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表現(xiàn)。貝卡里亞從無罪推定、保障被告人人權(quán)的思想出發(fā)，對口供取證中的提示性訊問、宣誓、刑訊進行了分析。
第一，反對在提取口供過程中對被告人進行提示性訊問
所謂提示性訊問就是：當應該就犯罪情形進行泛指的訊問時，進行特指的訊問，也就是說，訊問直接針對犯罪，提示罪犯作出直接回答。在貝卡里亞看來，訊問應該是盤旋式地圍繞事件，而不是直接地就事件交鋒。采取這種方式，或許是為了不提示罪犯作出使他直接面臨控告的回答；或許是因為犯人不經(jīng)周折就認罪，似乎違背了他的本性。 [1][P27]
第二，反對在回答訊問之前和訊問中止后要求被告人宣誓
貝卡里亞認為，要求被告人在回答訊問之前必須宣誓以自證其罪的法律規(guī)定與人的自然感情相矛盾，“這就好像一個人會通過宣誓而把促使自身毀滅行為變成義務；好象宗教能夠干涉大多數(shù)人考慮自己的利害得失。”然而“經(jīng)驗告訴我們：宣誓從來沒有能使任何罪犯講出真相，對此，每個法官可以為我作證。理性宣布：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，最終也是有害的。經(jīng)驗和理性都表明，這種宣誓是何等地徒勞無用�！� [1][P29-30]
同時，貝卡里亞還反對這樣的規(guī)定：“在刑訊過程中做出的交代，只有經(jīng)中止刑訊后的宣誓加以肯定才生效�！盵1][P34] 因為這實際上是在為進一步刑訊提供辯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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